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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滨兴院士忆高考:找到了自己的“导数”
发布时间:2019-06-11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    

 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,1978年3月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。曾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、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、北京邮电大学校长,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首席科学家、哈尔滨工业大学(深圳)计算机学院首席学术顾问、广州大学网络空间先进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。长期从事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研究,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基础设施的概念,并组织研制、实现了相应的系统,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、二等奖,其中三项是第一完成人。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  高考得以恢复,对于我们那代人是一个转折。对我来说,高考让我找到了更好的人生道路。

  实际上,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无数个选择和转折,关键是如何应对。一路走下来,我认为应该勇于、乐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地带,去探索新的领域,迎接未知的挑战。我把这称为“导数理论”,就是说要追求变量,不要过于介意常量,尽管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常量。

  我从小就喜欢维修东西。有一次,在父亲帮助下,我把学校坏了的留声机带回家修好后,学校广播室的钥匙便由我来保管,当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。从此,一到课间操时间,我就赶紧跑到广播室,打开广播并敦促各班的同学们站好队。当时感觉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,周日学校没人时,还会给小伙伴们播放音乐来炫耀。

  那时候,我们将各种聪明才智充分发挥。记得有一次学校搞运动会,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发挥各自特长,做了一块长4米、宽1米的展板,上面有用剪纸做成的各种运动姿势,再写上“发展体育运动、增强人民体质”的字。当我们班举着这块展示牌参加检阅时,别的班级很是羡慕。

  那时我们都喜欢做无线电和收音机。我做的第一个收音机是矿石收音机,一种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,主要用于接收中波的无线电广播信号。我还做过接收电视伴音的装置,虽然不能直接看电视,但在那个鲜有电视的年代,能听到伴音也挺高兴。因为淘气,还将伴音接收装置改造成干扰装置,让邻居家看不好电视。

  正是这段经历,让我对“电”产生了极大兴趣。当高考报考时,我就想要考和电相关的专业,于是选择了电子计算机,虽然那时并不太了解计算机的具体用途。

  我的整个小学、中学时期正逢“文革”,那时废除了初中、高中的概念,即小学五年、中学四年制。

  我所在中学是哈尔滨第124中学,主要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(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,以下简称哈军工)的子弟。我家住在哈军工家属院,周围邻居都是大学老师,他们经常出题考我,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。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,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别人无法看到的数学书籍,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数学水平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,大部分学生不怎么学习,写作业基本靠抄。我在班级属于有号召力的人,为了保持这种“荣誉感”,扮演被抄的角色,所以我一直认真学习功课,学习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。

  虽然学习很好,但我并不知道中学毕业后要做什么,对前路感觉迷茫。其间,有的同学下乡,有的同学参军,还有的同学直接找工作了。1977年9月,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另一条路。

  按黑龙江省规定,当年10月先组织初考,12月终考。同时,每个学校有一定免除初考的名额。因学习成绩好,我享有了“豁免权”,当时学校只有2个免初试名额。

  在我紧张备考时,有一个叫魏永海的同学,每天一大早就会跑步到我家,找我帮忙解题。但他不想让其他同学知道,也希望我不要告诉别人。但有一次,我把他勤奋学习的事写进了作文,没想到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张贴到黑板上,这事一下子公布于众了。

  于是,越来越多的同学来找我补课,这也使我有了办补课班的想法。那时学校只上半天课,下午有充足的时间。我的这个补课班是免费的,开始只针对本校学生,渐渐,一些外校的学生或慕名而来,或收集我出的模拟题。

  说实话,当时有些内容我自己也并不完全理解,只有在给别人讲解时,自己才能进一步提高思辨能力。这个观点一直贯穿于我的认识中,我现在在广州大学办了“方滨兴研究生班”,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,以训练他们的思辨能力,巩固他们的知识。

  一直以来,我特别相信一句话,“你想要给别人一杯水,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”。

  高考前,还出现过一段有意思的插曲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高考,我会在黑龙江省建三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一名知青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,全社会兴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。学校把下乡宣传得非常美好,让人觉得不上山下乡就是落后分子。当时大我一岁的姐姐很想去,我也支持她,那是1976年。

  其实她完全可以不用下乡的,因为我父亲所在的哈军工迁到了湖南长沙,当时政策规定没有随迁到长沙的哈军工教职员工因随时面临动迁,其子女可以不上山下乡。

  但为了不当落后分子,姐姐还是想去。父母得知后,坚决不同意,父亲还特地将户口本藏了起来。

  其间,我们天天抱怨父亲,说他是落后分子。就在下乡队伍出发的前一天,我们又一次指责父亲,他迫不得已把户口本拿出来,并说了气话:“你想走就走吧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是认定报名无望才拿出来的。

  但他没想到的是,我利用仅有一个下午的时间,就为姐姐办好了全部手续。父母下班回来后大吃一惊,但木已成舟。那晚,父母一夜未睡,我记得母亲边哭边为姐姐做新被子。

  其实,当时我真不知道下乡有多苦,更理解不了父母的心思。母亲事后还常常训斥我,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在家里吃独食,尤其在姐姐抱怨的时候。

  正是这样的原因,我后来就想下乡把姐姐换回来。根据规定,父母身边要留一个子女,我下乡她就可以回来。但姐姐得知我要换她时,坚决反对,说兵团太苦太累,已经有校友死在兵团了。她坚持不让我去。

  也是机缘巧合,我班本来有两个同学申请下乡,临出发前,其中一位说不去了,但名额已订好,不能没人去,于是我便顶上了,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兵团考察之旅。

  当我中途回到学校作完全下乡的准备时,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这时老师劝我报名考大学。当得知考上大学也能把姐姐换回来之后,我便留下来准备高考。

  1979年,姐姐按照政策返乡。实际上,她能回来也不完全是因为我考走,还跟社会大环境有关。那时“文革”结束了,下乡青年已经开始大批返乡。

  高出清华录取线日,我在哈尔滨第四中学所设的考场参加了高考。由于之前对高考没什么概念,我考试时并没有太紧张。

  在我刚上大学时,计算机还是稀罕物。那时的计算机不像现在用键盘输入、屏幕输出,而是用纸带输入、用打印机输出。使用前,需要把编好的程序输入到计算机中去,利用穿孔纸带进行输入那时我的记忆力好,能够看着纸带在脑海里映射出程序的源码,甚至能帮同学只看纸带就挑出程序上的问题。

  回到哈工大是1984年,我在任教期间取得了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学位。27岁时作为讲师组织了首届全国青年计算机学术会议,并担任了大会主席。29岁评上副教授,32岁评上教授。1990年,我在职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流动站,在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教授、胡守仁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。

  我有一个“导数理论”,它是我人生选择的判定依据。它的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追求增量,而不要过于在意常量。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有增量,那么他的人生导数大于零,尽管绝对值不高也是让人满足的,所以人们常常说普通人更容易得到满足。一个人一旦开始走下坡路,呈现出导数小于零的状态,尽管其绝对值还很高,但其精神状态会出现极大的问题。

  ▲方滨兴(第三排右一)16岁时中学班级合影,第四排右一是文中提及的魏永海4987铁算盘包六肖稳赚